当时有个意大利有名的钢琴家马里奥.帕器（中文名字梅百器）来上海旅行，他是个赌徒，赌输了，分文不名，走不了了，只好留下来给上海工部局组成管弦乐队，搞音乐会，在上海南京路中段路南的市政大厅演出。每星期天都有免费音乐会，从下午开始到晚上，听众也来去自由。

　　这个乐队有些队员水平相当高，有个拉小提琴的叫亚历山大?辛茨伯格，二十年代末到美国，一直任费城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，后来自己也成了指挥。上海去的！算得上是上海人的光荣了。

　　三十年代希特勒排犹，又给上海送来了一批一流音乐家。有个拉大提琴的，叫克劳斯，是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首席。他除了手里的大衣和大提琴，什么都没有，来上海要饭来了。其它还有柏林来的著名小提琴教授威森伯格（奥尔的同学）、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小提琴首席阿德勒（战争后回到奥地利，仍为该乐团首席）、巴杜施卡（库茨维斯基乐团的成员）。他们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弦乐演奏家。

　　因此，中国的交响乐事业要感谢这些外国人。由于欧洲战争、十月革命、后来德国排斥犹太人，来了一批一流音乐家，他们把中国的音乐教育给开展起来了。他们有的把后半生献给中国，是有功的。要是没有他们，中国的交响音乐还需要很长时间。

      二　“土”与“洋”的争论

　　建国以后，全国成立了很多音乐学院，并成立了交响乐团，但怎样演出还是个问题。当时有人提出“不能老演外国的，要以演中国的为主”，－－怎么个为主法？它没作品！我一九五七年回国时，中国作品大约就十几个，我一月演一个，第二年还得演这些。外国作品则可以在贝多芬、勃拉姆斯等作品中换来换去。这样一来招来很多阻力。有很多人曾一度主张“取消交响乐”，斗争很复杂。１９６５年左右，曾流传一个“三十而立”的故事：音乐家从小拉提琴，到三十岁时，被迫改行拉二胡了！

　　帝国主义要打倒，但外来的文化不能说就是帝国主义的文化，我们可以学。但完全做洋奴，全盘西化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中国有很多好的东西，有很多思想感情，不都是坏的。中国几千年的文化，给这个民族增加了许多好的东西，有的作为糟粕给除掉了。外国有很多是好的，也作为糟粕给拒绝了，是不对的。我们应该把全世界好的东西继承下来。

　　一九六一年，全国开了一个音乐家、舞蹈家会议，准备批判“崇洋”，把我们几个认为是“崇洋”的都安排在一天发言。他们也过分了一点：强调只有民族的才是国家需要的，外国的不行。我们现在反对修正主义，要让民族的去打头仗。贝多芬？贝多芬就是资产阶级，交响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，怎么反对修正主义？没法反对。他们还提出口号说：以后搞“洋”的和搞“土”的不能坐在一块儿，不能平起平坐。首先是民族的，然后才是搞“洋”的。

　　到我发言时，我跟他们干了一仗，我说：好！不能平起平坐。以后再开会，你们都坐下，我站着，或者我坐地下！但是，你不能不让我革命。你不能做假洋鬼子，不许我革命，我们用外国乐器也可以革命……。

　　后来又有人说了：这学“洋”的人本来是要